刑事法

「案重初供」?法院究竟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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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在朋友家烤肉,牽朋友家的狗狗

相信不少人都有聽過這四個字:「案重初供」。

一、「案重初供」是什麼?

一般認為是指,當事人或證人在偵查剛開始時所做的陳述,尚未有充分時間避重就輕甚至串證,然而隨著偵查進行甚至到了審判程序,案件證據強弱、多寡也越來越明朗,此時當事人或證人可能就容易隨著其他證人證詞、局勢而捏造陳述,當後來的陳述與第一次的陳述(初供)不符時,應該以第一次的陳述比較可採。

二、過往實務見解比較認同「案重初供」

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5109號刑事判決就提到:「按證人或當事人於案發時之供述較少權衡其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較諸事後翻異其案發之初所為之陳述為可信,此即所謂案重初供。故除有可證明其後更異之詞與事實相符,或其初供係屬虛偽者外,自不得任意捨棄初供而不採。」

三、現在實務見解傾向要綜合判斷,時間不是唯一考量

然而,這樣的看法,並不是沒有受到質疑,尤其近來最高法院開始強調案件並不一定要重視初供,也就是不應該以「時間點」,作為哪一次陳述比較可信的唯一標準。

例如: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6號刑事判決,就強調就強調透過審理時交互詰問,綜合比較偵查中與審理中之證詞,比單純以「案重出供」判斷,還要妥適:「交互詰問制度設計之主要目的,在於使刑事被告得以盤詰、辯明證人現在與先前所為供述證言之真偽,以期發見實體真實。就實質證據價值面之判斷而言,既無所謂『案重初供』原則,當亦無所謂其證據價值即當然比審判外未經交互詰問之陳述為高之可言。良以證人所為之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人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為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告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期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所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漏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容時(包括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法院審理時之陳述,以及於容許警詢陳述做為證據時之警詢內容),自應著重於證人對於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斷其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確定,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或不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所證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故證人之供述證言,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又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法則所不許。

甚至筆者在撰寫本文時,查詢到兩個月前(107年7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87號刑事判決,仍用心良苦地強調:「又供述證據雖前後稍有差異或矛盾,如其基本事實陳述尚無不同,事實審法院並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比較,定其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而證據證明力,亦不因其陳述時期有先後不同,即執為判定證明力強弱的標準,無所謂『案重初供』情形。」

再如也是今年(107年)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16號刑事判決:「又證人證述縱然前後不符或有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心證,為合理的判斷、取捨;而證據證明力,亦不因其陳述時期有先後不同,即執為判定證明力強弱的標準,無所謂『案重初供』情形。至於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部分之證詞,無非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不待煩言。」

前面兩個判決直接否定了「案重初供」之觀念,毋寧是認為事實審法院在審酌證據、認定事實的時候,本來就應該綜合考量卷證內的資料,綜合判斷,比較前後不一致的陳述,而作出取捨,而非抓著「案重初供」的觀念,逕自排除時間點比較後面的陳述了。

刑事法

我願意測謊–測謊的證據能力

桃園富田農場
桃園富田農場

常常看到當事人在訴訟進行當中,為了澄清或加強自己的陳述,時常會在情緒激動之下脫口而出:「我說的是真的,我願意測謊!」

「測謊」在一般民眾心理,似乎是認為具有「科學基礎」,甚至認為只要通過測謊就可以洗刷冤屈;反之,倘若未通過測謊,就讓人認為法官應該心中警報大作、特別提防。

以科學儀器檢驗後,出具測謊的報告,似乎非常「科學」,但是司法實務上,對於測謊並不是沒有疑慮,甚至可以說很謹慎在使用。為什麼?

一、測謊不具有「再現性」

最主要的原因是–測謊不具科學「再現性」一般我們所指的科學,像是地心引力,相同的條件之下,做十次實驗,十次都會是一模一樣的結果,這個就是科學。在司法實務上,一再的檢驗應能獲得相同的結果,如DNA、指紋、血型比對,可以稱為科學(但指紋即使與被告相同,司法實務在判斷上也是相當謹慎,這個有機會再談)。

但是測謊程序,是使用儀器偵測受測者對設定之問題刺激時所產生血壓、脈搏、呼吸及膚電等生理變化,據以判斷所答內容真偽。而測謊程序中,變數太多難以控制,像是受測者若保持冷靜,便有機會通過測謊;反之,無辜的人也可能因為過於緊張而被認為說謊,眾所周知的江國慶案便是一個例子。另外儀器品質與測謊人員專業,均影響測謊結果,因此測謊的可信度,實在不像一般民眾想得那麼萬無一失。

二、法院對於測謊的質疑態度

像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80號判決就認為:「又,是否對被告或證人實施測謊,事實審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而測謊結果雖可供 偵查手段或審判心證上之參考,但不能作為認定事實之唯一證據,其證據能力仍存有重大爭議,故法院縱未對被告或證人實施測謊,尚不能遽指為違法。」也就是不能過度倚賴測謊,甚至把原本法官的工作,讓渡給測謊機器(或測謊人員)判斷。

至於測謊的證據能力如何 (也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在法庭當作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對測謊之證據能力並無明文規定。但是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條至第206 條之1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我國法院大多從這條規定,認為測謊屬於一種「鑑定」,這是測謊的定位。

三、測謊要採用作為證據,有五個基本條件

106年度台上字第2843號判決對於測謊是否應該有證據能力,提出測謊的疑慮與是否應賦予證據能力判準:「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若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時,會產生微妙之心理變化,例如:憂慮、緊張、恐懼、不安等現象,而因身體內部之心理變化,身體外部之生理狀況,亦隨之變化,例如:呼吸急促、血液循環加速、心跳加快、聲音降低、大量流汗等異常現象,惟表現在外之生理變化,往往不易由肉眼觀察,乃由測謊人員對受測者提問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問題,藉由科學儀器(測謊機)紀錄受測者對各個質問所產生細微之生理變化,加以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並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實;測謊機本身並不能直接對受測者之供述產生正確與否之訊號,而係測謊人員依其專業之學識及經驗,就測謊紀錄,予以客觀分析解讀。至於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鑑定,受囑託機關就鑑定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書面報告,即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一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二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三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四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五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即賦予證據能力。

結語

從上面最高法院的判決,也不難看出司法實務對於測謊鑑定的質疑與謹慎,而且上面還只是賦予證據能力而已,至於測謊的可信度如何?是否可以與其他證據一同達到影響法院心證的程度,又是第二層問題。

因此,測謊仍有可能面臨無證據能力的情形,更非萬靈丹。下次在脫口而出「我願意測謊」之前,可能要更想到法院對於測謊的保留態度了。

 

蒐證, 刑事法, 家事, 民事法

律師教蒐證(四)–偷偷擷取配偶Line的外遇對話與照片,可以當作呈堂證據嗎?

基隆港邊
基隆港邊

前言

 

這篇雖然標題是「律師教你怎麼蒐證」,不過精確來講,談的是民事離婚訴訟上的舉證。

之前一篇「律師教你怎麼蒐證()—蒐證前你要先學會自保」http://hugolawyer.blogspot.com/2018/05/blog-post_9.html我們提到:

(1)  只要你是對話的一方;(2) 而且錄音是為了取證。

那就不會是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講的「無故」也不會是這條講的竊錄「他人」錄音,因為你自己就是對話者的一方,那就不會犯法。

現在另一個問題是,倘若在蒐證的過程當中,就算犯法了,這些證據還可不可以用?(這可是冒著妨害秘密、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辛苦搜集而來的證據啊!)

一、「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不同

法律上將證據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證據能力」,也就是這些證據到底可不可以到法院當作證據;第二個層次是「證明力」,也就是這些證據,可否達到說服法院採納你的主張的程度。

「證據能力」之所以是第一個層次,是因為倘若這些證據不具證據能力,則原本就不應該進入法院,就算進入法院,也不應該採為判決的基礎。比方說刑求、逼供而來的自白,本身就是違法取得證據,這些自白根本就不用討論內容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有罪或討論自白的內容,而是法院根本就不應該去採納刑求、逼供而來的陳述,那就也不用討論第二個層次「證明力」,因為就算這些自白是被告認罪的內容,也不應該採納。

而在民事離婚訴訟,常探討的一個問題是:違法取得的證據,就算有刑事責任,那可以在民事離婚訴訟當作證物嗎?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在討論這些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二、違法取得的證據,原則上沒有證據能力

 

現在人手一支手機,手機通訊相當方便,也因此就成為許多人跟外遇對象溝通的管道之一,像是Lineemail,要抓姦、要質問自己的配偶是否外遇,深夜枕邊人的神秘簡訊或是神秘Line音效來源究竟是何人,秘密都藏在手機裡。

在民事離婚訴訟,提出配偶與外遇對象的Line對話內容、互相傳遞的親密照片等,固然具有相當殺傷力,但司法實務上,除了對方也會提起妨害秘密或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反制外,在民事訴訟,也會抗辯這些違法取得的證據,根本就不應該提出來「污染」法院心證。

三、但是配偶有一定的「不貞蒐證權」

針對這樣的主張,我國司法實務訴訟認為:應該容許配偶有一定的「不貞蒐證權」。因為在追查通姦或是證明對方是否有外遇的過程當中,這些證據的取得,本來就相當困難,試想「偷情」就是偷偷摸摸的,趁元配不注意時,私下與小三約會或上汽車旅館,要搜集到這些證據,又談何容易呢?法院當然也知道這些證據搜集非常困難,所以民事法院認為這些證據,不一定要被排除,法院衡量個案取得的狀況,通常只要不是強暴、脅迫手段取得,對於侵害隱私的情況不是太嚴重,則還是可以當作證據。

四、我國運用「不貞蒐證權」的案例

以下幾個例子,可以當作參考:

(一)  未經同意翻拍Line與簡訊、通聯紀錄: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116號民事判決:「基此前提,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並應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本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103年度上易字第74號判決、102年度上字第386號、101年度上易字第171號、99年度上易字第31號判決採相近見解)……本院審酌被上訴人與王OO係共同居住之夫妻,生活範圍高度重疊,二人互相使用手機,或是其中一方代接、代為查看另一方手機,均屬共同生活之一部;在此情形下,夫妻間關於手機等資料之隱密性,顯然低於一般人之期待。則被上訴人接觸王OO手機,進而翻拍王OO手機所儲存之Line、簡訊或通聯紀錄,對於王OO隱私或秘密通訊所造成侵害程度,遠低於被上訴人配偶法益之重要性。依前開說明,尚不得認為此部分證據欠缺證據能力」

(二)  未經同意取得電子郵件內容: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788號民事判決:「在通姦或破壞婚姻事件中,被害人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及為實現其權利保護之證明權,與被指通姦或相姦者之隱私權、通訊自由及肖像權等權利間恆有衝突。實體法上既承認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然衡諸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行為,常以隱秘方式行之,並因隱私權及住居權等受保護,被害人舉證極其不易。基此前提,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並應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非得概予排除。……兩造為共同生活之夫妻,在密切生活共同體中,就放置家中之共用電腦,其內含、下載之通訊紀錄、內容之隱私期待,與一般之於第三人之隱私權,未可等同視之,此觀非獨上訴人提出電子郵件,被上訴人亦得提出其與上訴人間之電子郵件或其與他人間之電子郵件內容自明。權衡隱私期待與上訴人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及為實現其權益保護之證明權間之衝突,以查看他方配偶於電腦儲存資料所得之資訊,據為侵權行為之立證,顯難認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與G男、L男間之電子郵件,其證據之取得違反比例原則,而以其欠缺證據能力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援用。」

上面兩個判決都認為,夫妻之間,彼此的隱私期待比較低,在保護隱私權與保護婚姻圓滿的權利,兩者相衡量之下,法院認為隱私權應該有一定程度的退讓,這時候應該適度認為配偶違法取得證據(未經同意翻拍的Line畫面、電子郵件畫面),具有證據能力。

(三)     未經同意取得秘錄器與記憶卡: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64號民事判決則又提到:「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查:上訴人縱有未經OO同意,自OO房間內搜尋取得秘錄器及記憶卡,再翻拍取得檔案內照片,而有侵害OO隱私權之嫌。惟本院審酌上訴人就前開證據蒐證過程縱有不當,並對OO之隱私權造成相當程度之侵害,然因此類事件蒐證過程本屬不易,客觀上實難苛求上訴人必須另採其他方式加以取證;另上訴人既未採行任何強暴、脅迫或其他相類方式取得上開照片,其不法程度尚屬輕微,且對OO亦無造成其他過度侵害之虞。……本院認上訴人所提上開照片之證據方法,仍得憑為本件認定被上訴人有無不法侵害被上訴人配偶身分法益事實之證據。」這裡提出一個標準,「不是用強暴、脅迫或其他類似的方式」而取得的證據,還是可以當作證據。也就是法院考量隱私侵害的程度(照片是偷偷翻拍的,在隱私權被侵害的程度上、自主意思被壓制的程度沒那麼高)

(四)     撬開上鎖房門竊取外遇證據: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691號民事判決:「原告係因其配偶蔣素琴『都沒有回家、經常在外過夜』等跡證,始自行撬開房門進入蔣素琴房間,進行一定程度之蒐證,揆諸上開學者、高等法院之見解,自應容許原告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況原告因配偶久未返家,而撬開房門,是否即構成加重竊盜,已非無疑。茲審酌通姦或破壞婚姻事件特殊性,通常以隱秘方式為之,被害人舉證極度不易,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住居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因此,原告所提出之筆記本、牙醫院所就醫確認單及員警所翻拍之照片,均仍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五、結語:要注意不貞蒐證權有其要件

從上面幾個判決,可以知道民事法院考量到通姦、外遇證據搜集的不易,以及為了保障婚姻家庭美滿的權利,在配偶未過度侵害隱私權的情況下,給予對於配偶一定程度的「不貞蒐證權」,讓這些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但是要特別強調的是,「不貞蒐證權」有一定的要件,而且在我國司法實務的討論上,比較明確給予肯定的是民事法院,也就是民事法院在討論這些「違法」取得的證據,只要不是侵害隱私權過於嚴重,那就在民事訴訟賦予證據能力。但是並非以「不貞蒐證權」作為刑事阻卻違法的事由,或是認為因為有「不貞蒐證權」,就不會構成妨害秘密或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此部分請參考「律師教你怎麼蒐證()—蒐證前你要先學會自保」http://hugolawyer.blogspot.com/2018/05/blog-post_9.html),換言之,民事上可以當作證據,不代表刑事就不會違法。
最後,在尋找相關的判決過程當中,有一個離婚訴訟的判決書,法官語重心長地將他的心聲寫下這段話,或許可以做為這篇的結尾:「人世間聚散離合,須臾萬千,當往者已矣,轉念離去,不再與過往糾結,才是最後的溫柔。」引用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206號民事判決,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