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硬知識(一)–定讞後的救濟手段

圖片擷取自公視官網https://www.p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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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定讞的案件,還有救嗎?

我們都知道案件分為一審、二審、三審,預告就提到冷血殺手李曉明,最高法院維持二審判決,等於將案件已經三審定讞。那三審定讞的案件,還有救嗎?

有兩種方式,但都很困難:

壹、非常上訴

刑事訴訟法第441條:「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這裡先補充一下檢察總長是誰,在法務部下,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的差別。

法務部長是法務部的首長,檢察總長隸屬於法務部,因此檢察總長算是法務部長的「下屬」。不過,檢察體系向來為「檢察一體」,從檢察總長到檢察長到檢察官,有上命下從之性質,上級在個案中可以指揮下級,全國的檢察官都納入這個體系,增進犯罪追訴效率與統一起訴標準,同時也是適度節制檢察官權力。

與此相反的,是法院體系,法院體系也分為最高法院(與此對應為最高檢察署)、高等法院(高檢署)、地方法院(地檢署),但法院體系之下,最高法院的法官雖然可以透過法律見解的表達(例如透過判決、或過往透過判例編選、決議來闡釋法律見解),以對於全國各法院具有一定影響力,但最高法院不能於個案中直接指揮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的判決應該如何判斷。因為法院追求的是「審判獨立」,此語檢察並不相同。

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檢察總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

檢察官應服從前二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令。」

注意到了嗎,指揮高檢署與地檢署檢察官的,是檢察總長而非法務部長,而檢察總長身為檢察體系的最高長官,當然也是代表追訴犯罪的那一方,

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多是實務經驗豐富的實務家,要發現三審定讞的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本身已經不太容易。還要身為犯罪追訴一方的檢察總長,在檢察體系歷經一審、二審、三審追訴犯罪後,再基於「被告」的利益,以純正客觀的角度,提起非常上訴,自然更困難。

當然,司法實務上也不是沒有檢察總長為被告利益提出上訴的案例,例如蘇建和案,檢察總長就曾經三次為蘇建和案提起非常上訴,但也都三次被駁回。最後是因為透過再審,而獲得重新審理的機會。

貳、再審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規定:

「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 :

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

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

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

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

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

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 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

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如果把上面的條文仔細看過,就會發現這六種再審的事由,都非常困難,畢竟再審是針對已經確定的案件,再予以重新推翻,難度當然比我們常見的上訴推翻原審判決還要困難(否則什麼案件都能再審,那等於一審、二審、三審後,輕易再審,就變成第四審了,失去再審屬於非常救濟手段的意旨)

參、非常上訴與再審的主要區別

大略而言,非常上訴是法院「適用法律」有錯誤,要糾正;而再審是「事實基礎」有錯誤,要重新審理。二者都是要推翻確定判決的非常救濟手段,對於律師的挑戰,當然也是非常高的,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的預告,可以猜出劇情主要走向之一,是法扶律師吳慷仁要為當事人窮盡一切救濟方式,替當事人爭取最有利的判決。而飾演被害人父母親的溫昇豪與賈靜雯的對話、衝突,也可以預料對於被害人家屬之間、被害人家屬與被告辯護律師之間的衝突。

這齣台劇從預告就看得出相當接地氣,相關的編劇、導演採訪報導,也讓人感受到劇組的用心,希望能夠為臺灣的律政劇帶來新的一頁。

ps.為了此劇,我也訂閱了catchplay,不過似乎此劇真的太熱門,已經九點多了,網頁還是進不去,剛好等待的時間寫了此文。